我走了,并不意味着这个村庄就不再有故事。
包产到户了,我的堂兄王金德不再“驾驶”板板车进城拉大粪了,张连国的大女子东华在云南做小姐(也有说卖白粉)时被人杀了,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任忠访得肺病死了(记得他吃烟特别厉害),我小时候经常头上生疮的妹妹金慧大学毕业当了局长……
然而离了我,这些故事便不再与我有关。
为数不多的几次回村经历,是我背叛村庄的另一原因。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疯狂的淘金毁坏了涪江河床,滥伐林木引发的洪水割弃了大片的河岸,使记忆中村庄优美的曲线面目全非。我望星空时躺过的大青石不在了,我曾引以为神奇的架牛胎衣的桐子树不在了,村姑用以锁眉的一种叫“目梳”的节节草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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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惦记起这个村庄并感觉到她的疼痛,是在我的父亲被诊断出癌以后。可以说,得了癌的父亲或者父亲的癌就是这个村庄的疼痛。就我的理解,一个村庄是一个地方的伤口,所有村庄都是地球的伤口。如果说我笔下的这个村庄是岷山丛中的一个伤口,那么我得了癌的父亲便是这个村庄的伤口。村庄的呻吟和痉挛都源于我父亲肝区的剧痛。
村庄姓胡,与我们家族并无血脉的联系。对于这个村庄,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外来人。父亲虽出生所谓有产者家庭,但没等他长大他就失去了那些所谓的财产,同时失去的还有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像高玉宝一样的放牛了。稍大一点,便跟人下江油背背子。父亲凭着顽强的生存本能和血统遗留给他的智商,将人生的路越走越宽广。有好些年,就实力和威望,父亲还真是这个村庄离不了的人。村里的人服他,外村的人也服他。
在中国的农民里,父亲还算是个优秀的人。一米七的个头,端庄的五官,结实挺直的身板。小时侯看父亲一边铡马草一边唱《敖包相会》,就发现了他的那么一点点情调和风流。五十过后的父亲是村庄里最显赫、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发达的妹妹为他买了普通农民想也不敢想的名牌服装、名牌皮鞋和金戒子。差不多有十年,父亲一直过着起床就听收录机喝早酒、傍晚就嗑着瓜子儿散步的悠闲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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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的一个下午,我在东门外农行拐角处突然碰见了父亲。父亲告诉我他得了胆结石,已经检查了,正在保守治疗,靠吃中药排石头。本来就黑瘦的父亲更黑更瘦了,脖子上的青筋更加裸露。望着父亲,我悲凉顿生,竟然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没过几天,母亲进城来说父亲的病吃了药不应,疼得更凶了,晚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