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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乐”和“与众乐乐”——古典诗文比较之十一——苏辙《黄州快哉亭记》与苏轼《喜雨亭记》比较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数:3384

三、两文都采取了比较的方法来突出题旨,但比较的对象有所不同

苏轼兄弟的散文都喜欢采用比较之法。例如苏轼在黄州所写的两篇文章《前赤壁赋》和《方山子传》就都采用了对比之法来突现主题。在《前赤壁赋》中,作者运用大量的对比来表现自己旷达的处世态度:主人的超脱和客人的沮丧,古代的一世之雄与今日的渔樵之人,天地的阔大与世人的渺小,明月江水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方山子传》更是通过作者与方山子的两次相遇形成强烈的对比:前一次相遇,方山子是少年任侠、意气风发;十九年后相遇,方山子是隐而不仕、心境恬然;前者为侠士,后者为隐士,一前一后,判若两人。作者有意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显示人物性格的变化,突出方山子“异人”的特质。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以嵩华之高、黄河之浩瀚、天子宫阙之壮丽与韩太尉的人品声望形成比衬;在《孟得传》中用深山的虎狼毒蛇与孟德的浩然之气形成对比,也都有力地突出了主题。在《喜雨亭记》和《黄州快哉亭记》中,更是多用对比之法:《喜雨亭记》中的雨与不雨,五日不雨与十日不雨,雨与珠玉,未雨之忧与得雨之喜,万民之乐与“吾与二、三子之乐”等;《黄州快哉亭记》中的遇与不遇,古与今,自然与社会,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其中不自得与其中坦然,何适而非快的张梦得与悲伤憔悴而不能胜的骚人思士等。苏轼兄弟着意通过这些对比来强化主题,突出作者所做出的人生选择。

但是,两文的比较对象、范畴和手法却有所不同。《喜雨亭记》比较的基点是“雨”和“不雨”,在自然范畴之内分为六个层次:其占为有年然而实际上弥月不雨,这是第一层;不雨时“民方以为忧”与大雨三日后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的万众欢腾,这是第二层;“五日不雨则无麦”与“十日不雨则无禾”,这是第三层;雨麦与社会的安定、官吏的优游之乐;这是第四层;一雨三日与雨珠雨玉,这是第五层;太空造物之功与太守天子之功,这是第六层。从以上六层对比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叙事与议论结合。一、二两层对比在叙事中进行,三至六层对比虽皆在议论之中进行,但方式又有所不同:三、四层用对话、问答的方式;五六层用咏歌的方式,显得活泼多样。二是采用反比,即如果不雨则会如何,如“五日不雨则无麦”与“十日不雨则无禾”;“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等,以此来加深对雨重要性的认识。三是作者与民同乐的“与众乐乐”观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进取意识,文章中并没有点破或特别加以说出,而是通过他的以雨名亭和对大雨三日的喜极而歌流露出来的,或者说是读者感受到的。

《黄州快哉亭记》中的对比则不同于此。它完全集中在第三段的议论之中,而且以人的“遇”和“不遇”为基点,在社会的范畴中分为四层:第一层引用古事,用宋玉从楚襄王游兰台之宫,关于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的一番议论,指出“玉之言盖有讽焉”;第二层紧接上文,由古到今,指出风虽无雄雌之异,但人却有遇与不遇之变。然后将两种士大夫的两种处世态度和两种不同结果作一鲜明对比:“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第三层则由对士大夫的泛泛而论转入对具体人物张梦得的赞誉,与悲伤憔悴而不能胜的骚人思士形成对比,而对张梦得的赞誉又分为两点:一是其政治操守,“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有以过人者”;另一是生活态度,“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以上三层是明比,实际上还有一层暗比,即苏轼兄弟的政治操守和人生态度与张梦得的类比,与悲伤憔悴而不能胜的骚人思士的反比。这种手法,在讨论本文结构时已经论及,不再赘述。由此看来,小苏的这段在议论中展开的对比,由古及今,由泛论到具论,由明到暗,由人及己,渐进渐深,比起乃兄,虽手法不及其多样,但似乎更谨严和深入一些。刘熙载在比较二苏文章异同时说:“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13]。可见曲进层深,正是苏辙散文的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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