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里应该说只有婚姻观,而极少情爱观。婚姻中的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也是以男性利益需求为中心的,男子可以有三妻四妾,女子则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且必须“从一而终”。偶有蓝桥、荀倩、梁祝之事,不过是传说和小说家言,且都视为不轨,不能登大雅之堂,如果实有对丈夫不忠之事,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名之曰奸夫淫妇,给予严厉惩罚。只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仲可怀也”,却“畏我父母”。稍有点不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相互爱悦的,轻则受到舆论谴责,重则受到家法、族规的惩治。《红楼梦》里的贾母就曾嘲笑斥责自由恋爱的男女为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都应坐班房;《水浒》里的潘金莲、潘巧云也都只能死心塌地伴随不称职的丈夫,有了外遇,只会落得身首异处。这一情况到宋朝更恶性发展到极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连寡妇再嫁都遭到唾弃。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人们的观念,男女恋爱、自由择偶才渐渐为小民所认可,在上层开明人士中也略有松动,婚姻观里情爱的成分才渐渐增加。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戕害人性的黑色磨盘,不知粉碎了多少妇女(也包括不少男子)的情爱之梦!然而,人类的情爱本性又是“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歌德),这种情爱,比花岗石、铜豌豆还要坚硬,并且还都是“情如芳草逢春长”,“爰似春笋遍地生”,当然引起“立德立言”者的关注。伟大的蒲松龄正是洞察此点,在他的《聊斋》中以多彩的形象,一反传统,提出了许多新观念,显示了崭新的情爱观。
一、求偶的主动性转移
男女间由“君子好逑”转为“女子好逑”,由“仲可怀也,畏我父母”到“仲可怀也,即可思嫁”。女子成了求偶的主动者,常是无媒自嫁。这种情况在《聊斋》中比比皆是。《红玉》中的红玉是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莲香》中的莲香、李氏都是主动扣开桑郎之斋而求桑郎眷注;《鸦头》中的鸦头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齐私奔了;《翩翩》中的翩翩也是主动让“疮瘠余生竟遇怜”的;《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蕙芳》中的蕙芳更是带着婢女、嫁妆主动上门;《白秋练》中的白秋练既主动登舟依慕,更以自己经营预测之长助心爱者之父赢利,终于使一心注重门第的父亲回心转意;《伍秋月》中的伍秋月胆子很小,可也自投王鼎梦中与其乐共于飞;《锦瑟》中的锦瑟虽是在附体于求死郎之身后由姐姐来主婚宣布下嫁,但主动求偶早已在改善“求死郎”的:生活传遇中包含了;《细侯》中的细侯遇到“其骨清也”的满生,坚定许嫁.波折之后,宁可抛弃安乐的享受,甚至杀死与富商所生的孩子而投奔满生,这是海枯石烂不动摇的主动性;《聂小倩》中的聂小倩,受妖物役使就男害男,可是当她发现宁采臣端方正直、心地纯良,就十分主动对之道明真相,并以芳心相许,奔波相随;《香乇》中的香玉、绛雪,先是为黄生的卤莽行为所惊吓,力书生的什九薄幸而担心,而回避,后来得知黄生是风雅士、真情人,于是主动“相亲”;《菱角》中的菱角对胡大成一见倾心,当胡涧问其名姓时,大大方方地报上,并在胡走远后追而遥告之:’崔尔诚,吾父所善,用为媒,无不谐”,为之出谋划策;《嘉平公子》中的鬼女温姬,纵使面对法师的威胁,也要主动与嘉平公子聚会,这种主动求偶可谓死生不渝,热切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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