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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乐府总论——汉魏六朝乐府清赏之一

收录:2013-6-4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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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乐府诗的来源:一是采自民间歌谣;另一是士大夫所作。但是,不管哪种,都必须经过乐工“略论律吕,以合入音调”。建立乐府机构的目的,最初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作为考察吏治和制定政策的依据,但随着汉王朝的统治日久和创业时期厉精图治精神的衰退,乐府机构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变成统治集团追欢卖笑、奢侈享乐的娱乐工具。到了汉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缰、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王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甚至与人主争女乐(《汉书·礼乐志》),以至哀帝乾脆撤消了乐府。东汉初年,乐府机构恢复起来,东汉的乐官分为二署:一是大予乐署,专管祭祀雅乐;另一是掌管黄门鼓吹乐和短箫铙歌两项俗乐的承华令。最高统治者对乐府诗的态度,与两汉后期没有什么两样。桓、灵二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都极喜爱音乐歌舞,“桓帝好音乐,喜琴笙”(《北堂书钞》引(《东观汉记》)、灵帝喜鼓琴,吹洞箫。他在收受天下财贿的所在地西园设有专门的鼓吹乐队,有吹鼓手一百多人(《太平御览》卷五八——引谢承《后汉书》。这种奢淫之风到了南朝,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宋废帝时“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陈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戏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选进,持以相乐。”(《南史》卷十二“张贵妃传”)。一个机构一旦沦为权贵提供歌舞声色的帮闲,也就没有了生命力。所以,隋以后没有了乐府,民歌也不再以乐府诗的面目出现了。

乐府诗的分类,有几种不同的分法:一种是从音乐上分,唐人吴兢按此把乐府诗分为八类(《见乐府古题要解》),宋郑樵分为五大类、五十三小类(见《通志·乐略》),明吴纳分为九类(见《文章辨体》),宋郭茂倩在他编的《乐府诗集》里则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这种分法较全面,也较系统,后人多从其说。

关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分期,一般都是按朝代分为四个时期。

(一)两汉乐府:它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汉初到武帝时代,是郊庙文学盛行的时期,以三大乐章(安世房中歌、郊祀歌、铙歌)为代表;从武帝至东汉中叶,是“街陌谣讴”大量涌现的时期,以《相和歌》为代表;从东汉中叶至建安时期,是文人乐府时期,这时期虽仍有不少民间谣谚,但文人创作的比重加大,他们“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郭茂倩《乐府诗集》),主要反映在《杂曲歌辞》之中,形式多为五言。

(二)魏晋乐府:曹魏是文人乐府的全盛时期,因为曹魏没有设乐府机构,民歌来源根本断绝,因此增强文人创作的责任感,也为他们留下了广阔驰骋的自由天地。况且,三曹父子皆是作诗的高手,“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在他们的带动下,邺下文人集团皆是“登高必赋,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武纪》)。这个时期的文人乐府,主要是“借古题以写时事,语言上也改变了汉乐府古朴浑厚的传统诗风,形成瞻丽工致的时代风流。正如明代胡应麟所指出的:“子建《名都》、《美女》、《白马》诸篇,辞极瞻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西汉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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