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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司马光《朋党论》比较——古典诗文比较之十二

收录:2013-1-7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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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即对造成如此不同的原因,以及由此不同而带来的两文在选材、结构乃至表达手段上的不同略加分析:

1、两文的创作动机有别,这是造成两文观点不同的主要原因。

欧阳修的《朋党论》主要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仁宗景祐年间至庆历初(公元1034—10424)的十年,是北宋党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当时辽和西夏步步进逼,宋军的屡战屡败和继之的输银输绢,使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为此,朝内的一些不满于现状的有识之士,如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主张通过改革寻求出路,引起了主政的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吕夷简、夏竦等的不满,从而两派势力不断在朝中发生正面冲突。景祐三年(公元1036)刚调回京师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上书仁宗,指责当局因循守旧,不能选贤任能,被宰相吕夷简诬为“越职言事、离间君臣”,[2]贬往饶州。余靖、尹洙等上疏论救,亦遭斥逐。左司谏高若讷不尽言责,反而落井下石,欧阳修写了篇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斥责他不复之人间有“羞耻”二字,结果由馆阁校勘贬为夷陵令。同为馆阁校勘的蔡襄为此写了首《四贤一不屑》诗,称颂范、余、尹、欧为四贤,斥高若讷为不屑,一时“都人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3]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震动。

由于守旧派主政的无能,国事日蹙,改革的声浪日强,到了庆历三年(1043)终于出现了转机。这年三月,吕夷简罢相;七月,夏竦也被免去枢密使,代之以改革派的杜衍;欧阳修也奉调回京知谏院,不久又擢为知制诰。欧阳修一到任,便立即上书,揭露吕夷简、李淑等守旧大员,建议重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力主“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以“救数世之弊”。[4]到了七月,改革派终于占椐了各路要津,此时杜衍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欧阳修、蔡襄、余靖等同知谏院,形成了很整齐的革新派执政集团。国子监直讲石介为此作《庆历圣德诗》来咏歌这君子同朝的国之盛事。这个君子执政集团的形成,欧阳修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范仲淹获参知政事的任命,就是他和蔡襄、余靖上书仁宗,指责参知政事王举正“懦默不任职,请以范仲淹代之”。由于他一心谋国,“一意径行,不避嫌疑”,[5]所以成为在野派的首攻对象。这年七月,被徙往亳州任知府的夏竦刚出国门就上章指责欧阳修、范仲淹、杜衍等结党,并指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说:当年欧、范、余、尹被逐出京师,蔡襄写诗称之为四贤;现在“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携,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迷朝误国,谁敢有言?[6]尽管“帝不信”,但作为首当其冲的欧阳修必须为自己,也是为整个革新集团辩解。所以他的《朋党论》不是全盘否定朋党,而是强调要区别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这是人君的主要责任。同时,他又提出历代朋党之说都不曾有的一个新见:人君只有任用君子之朋,国家才能兴旺;如诛戮君子之朋,国家就会衰亡。由此可见,欧阳修在他的《朋党论》中的观点,是完全从革新集团的政治前途出发,为现实斗争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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