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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司马光《朋党论》比较——古典诗文比较之十二

收录:2013-1-7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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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文都采取了正反结合、首尾呼应的论证方式。司马光的《朋党论》一开头就摆出黄介夫《坏唐论》的观点: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也。然后从正反两方面举例,来证明黄介夫的观点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盗贼之兴、阉竖之横固然是因“辅相树立私党,更相排压而不能正”所造成的,但辅相之所以能树立私党、更相排压,则是由于君主不明所造成的。作者举舜除共工、驩兜为例,从正面阐明君明则无朋党之祸;然后再以仲虺对夏亡、武王对商亡原因的分析,从反面论证君昏则造成朋党肆虐、国破家亡。正反两例之后,再下一结论:“是则治乱之世,未尝无朋党。尧舜聪明,故能别白善恶而德业昌明;桀纣昏乱,故不能区处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矣!”

得出上述结论之后,作者又进一层,指出无党无偏是王道昌明的标志,也是君主时刻应该警惕的,其方法仍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举《尚书·洪范》篇,是从正面提出“皇极”之道;引周公告诫成王的一段话,是从反面说明朋党的危害:它就象火焰一样,开始没有什麽,甚至还会觉得暖洋洋的,一旦成了燎原之势,就悔之晚矣了。正反两例后,作者再作一结论:“夫宗闵、德裕虽为朋党,由文宗实使之”。作者要表达的主旨,通过以上正反两方面而且是反复的论述,已令人信服地且深刻地告诉了世人,按说可以收束了。文章妙在收束处又来了个回环,与开篇形成了呼应:“由是观之,坏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闵、德裕不足专罪也。”由此看来,司马光此文之所以传世不衰,不仅是由于观点不同流俗,而且也由于写法之妙。

欧阳修的《朋党论》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和论证方法。全文围绕“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这个中心论点,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证,同样也是首尾呼应。作者首先阐明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判别他们在结党原因和追求目标上的对立,完全采用对比、比较的方法,如小人是“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是“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对比之后,作一小结:“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接下去的例证也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首先引《尚书》“泰誓”篇,以证明明君、昏君皆用朋党,只不过有君子、小人之别而已。这是从正面论述;然后举汉末和唐末诛杀党人和清流,从而导致国家败亡,这是从反面论证。例证之后又来个小结,把反面的史例纣、汉献帝、唐昭宗与正面的史例舜、周武王加以对论:“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同上一个小结不同的是,它把上一个小结的结论“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也包含在内,因而带有总结的性质。最后,作者再次强调人君对上述的兴亡治乱之迹要引以为鉴,与开头的“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形成呼应。

上述三点,就是两文在思考和论证方式上的相似之处。

欧阳修和司马光的《朋党论》,在观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司马光之文虽认为国家亡乱的最根本原因在君主而不在朋党,这是他的新意所在,但他在对朋党的具体看法上则延续了传统之见,是全盘否定的。他也认为“盗贼之兴由阉竖,阉竖之横由辅相”,朋党是导致国家政治生活败乱的主要祸根。正是基于此,他虽也承认黄介夫的结论“坏唐者非巢、温与阉竖,乃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之弊也,是诚得其本矣”,但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颇之论。欧阳修之文在对朋党的看法上与司马光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对朋党不可一概而论,应分清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为君者,“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则可以天下大治;相反,如果排斥、杀戮君子之朋则会乱亡其国。文章的重点不是放在朋党之害而是在不用君子之朋的危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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