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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乐”和“与众乐乐”——古典诗文比较之十一——苏辙《黄州快哉亭记》与苏轼《喜雨亭记》比较

收录:2012-12-3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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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自从孟子提出这个著名的命题以来,“与人乐乐”几乎成了不二法门,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陆,“独乐”几乎成了“自私”、“反动”的同义语。其实,“独乐”何尝不是一种境界?特别是身处逆境之时,“独乐”更是一种品格和胸怀的体现;它是对现实环境的超越,也是坚持既定操守的一种形式。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另外,“独乐乐”和“与众乐乐”也不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一个人既可以与民同乐,也可以同时保持愉悦的个人心态,就象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所表现的那样:既为内乱平息、百姓免遭战乱之苦而高兴,也为自己能结束漂泊、返回故乡而放歌。这样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也绝非杜甫一人,在苏轼身上表现得也很充分。他的《喜雨亭记》和他弟弟苏辙写的《黄州快哉亭记》,就分别表现了集于他一身的这两种“乐”。

《喜雨亭记》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苏轼在凤翔府任签判之时。文章记叙了他修亭得雨的经过和以雨名亭的原因,表现了他与百姓忧乐与共的情怀;《黄州快哉亭记》则写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苏轼被贬于黄冈之时,文章通过赞扬张梦得不以贬谪为意的旷达乐观情怀,来表达苏轼兄弟在逆境中“独乐乐”的人生态度。下面将两文加以比较,借以看出“独乐乐”和“与众乐乐”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所表现出的不同和共通,以及由这种不同和共通所带来的文章结构和手法上的相似和差异。

一、两文的情感基调皆是“乐”,但在内涵上有差异

《喜雨亭记》在情感上突出一个“喜”字。文章一开始就列举古人如何以喜名物,自己以雨作亭名也是“志喜”;接着便叙述自己建亭的经过及亭成之日落雨之喜。文章通过铺排:“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强调这是“众乐”,因而自己的“志喜”也就非“独乐乐”而是“与人乐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以雨为契机,在“己乐”与“众乐”的关系上大发议论: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就会造成年岁荐饥,狱讼繁兴,盗贼滋炽。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作者和他的同僚们就不可能“优游而乐于此亭”,最后的结论虽然是“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但从中亦可看出作者此时对“独乐”与“众乐”之间关系的认识:只有年岁丰饶,才会有社会安定;只有社会安定,才有官员的优游——“众乐”是“己乐”的基础和前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孟子“与人乐乐”观的继续和延伸。

《黄州快哉亭记》在情感上也是突出“快哉”二字。首先交代乃兄苏轼将张梦得在黄州所建之亭命名为“快哉亭”的原因,是因为登此亭可以居高临下,饱览山川美景;然后再由自然之乐转入人生之乐,借宋玉对楚襄王“快哉此风”的解释,得出一个愉快人生的处世结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但与《喜雨亭记》强调“众乐”有所不同,尽管它也谈到了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两种不同的忧乐观,但作者强调的是逆境中的“独乐”,是蓬户瓮牖中的无所不快,是一种不以谪为患、自放山水之间的人生领悟与旷达,它与前面提到的孔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属于同一种内涵。由此看来,两文虽同是写乐,也都肯定首先要有众乐,但两文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与众乐乐”,后者的侧重点则是“独乐乐”。

上述差异的产生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的创作背景有关。苏轼的《喜雨亭记》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时年二十六岁。嘉祐二年,苏轼应进士试,“以春秋对议居第一”,但因母亲去世而未任职。[2]到了嘉祐六年,又由欧阳修举荐,应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其对策判为三等,这是个极高的荣誉,因为自宋朝开国以来至嘉祐年间的九十多年中,只有他和吴育二人获此殊荣。入选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此是他踏入仕途,一生事业刚开始之时,此时的苏轼,胸中满怀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他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就说:“丈夫重出处,不退当要前”,甚至鼓励苏辙“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去奔赴抗击西夏的前线。[3]他自己在任上则是不辞辛劳、东奔西走去苏解民困。例如到任不久,他就到下属的宝鸡、虢、郿等四县作调查,以“减决囚禁”;当时风翔一带由于元昊作乱,民贫役重,尤其是输南山之木入京,水工们常搞得家破人亡。苏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4]。他在当时为“凤鸣驿”所写的题记,很能表现他此时的克己以厚民的苦乐观。当时的风翔太守宋公为了方便公人食宿,到任后,不是先替自己治官舍,而是先整修凤鸣驿。整修中又不扰民,“五十有五日而成”,“而民未有知者”。作者就此发议论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5]这与他在《喜雨亭记》中所说的“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以及先有民之乐,才有官吏之乐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相互映证、互为表里。都是他此时的积极用世精神和一心安邦定国之志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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