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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各有心仪——古典诗文比较之十——王安石与苏轼祭欧阳修文比较

收录:2012-11-1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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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祭文写于欧阳修去世之际,苏轼的祭文则写于欧阳修死后二十年以后,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在这二十年中,作者历经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此时已垂垂老矣。熙宁二年,苏轼丁父忧还朝,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数为异论,公开反对王安石改革科举学校制度,得神宗嘉许,询及为政得失,苏轼指陈:“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深为王安石所忌,苏轼请求外任,遂通判杭州,中间历知密州、徐州、湖州。神宗欲加起用,又为宰相王珪所阻,徒知常州。哲宗即位,元祐初,始起为起居舍人,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元祐四年,因论事为当轴者所恨,出知杭州,颇有作为。元祐六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旋改为翰林承旨。仅数月,又被谗伤,出知颍州,在颍州写下了这篇祭文。

苏轼与欧阳修的情谊非常深厚。溯此,苏轼父亲与欧阳修就有很深的交谊,当苏洵沉沦于布衣时,欧阳修就读过苏洵的《几策》、《权书》等,并大加推许,呈献朝廷,请求擢用,并在士大夫中广为传阅。嘉祐二年(1057),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其中苏轼尤得欧阳修的激赏,史载:“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就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来说,其文名的播显与欧氏的慧眼识拔、大力揄扬是不分开的。不仅在文学上,欧阳修给了苏轼以榜样之资与奖掖之助,而且在仕途上,欧阳修也大力引荐,嘉祐五年,丁母忧归朝的苏轼被朝廷委派为福昌主薄,欧氏却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欧阳修之于苏轼,既是长辈,又是老师,正因为这层关系,苏轼以一个晚辈与学生的身份写这篇祭文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本文略分三段。第一段交待时间和自己的身份,这是正规祭文的标准起式。第二段全以写实笔法,回忆昔事,一一罗列。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在五岁左右,就以欧阳修为神往之师,诵读其文章,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述了欧文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事实。及至作者长至青年,面见欧阳修后,欧氏的赞赏识拔令作者奋勉向上,以继承欧氏的事业为己任。“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写的是熙宁四年,王安石等人正得神宗信任,大力推行新政,而苏轼每每议论新政之失,见王安石独断专任,便在进士考题中出了一道论策,名为“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霜,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王安石大怒,指使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苏轼于是请求外调,任杭州通判。“多士方哗”,指的就是遭王安石等人的围攻,“独南”,指赴杭州任职。赶杭州途中,作者于汝州见到了已退休的欧阳修,并得到了欧阳修的称赞与勉励,“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欧阳修认为为文犹如为人,首先必须坚持做人的道理,苏轼不苟于利而附从王安石等人,这是欧阳修所欣慰的。元祐之初,作者被召回京城,得到重用,见到了欧阳修的夫人及儿子,“叔季”指欧阳修的中子与少子,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字伯和,此时已经谢世,中子欧阳棐,字叔弼,此时任朝官。“诸孙”,指作者的儿子,相对于欧阳修是孙辈。“请婚叔氏”,指欲与欧阳棐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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