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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各有心仪——古典诗文比较之十——王安石与苏轼祭欧阳修文比较

收录:2012-11-1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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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为天下范,死后门生苏轼等也有祭文,各有特色,但历来以此篇评价为高,究其大端有三。一是客观公正,排除私念。欧阳修晚年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曾批评青苗法失措,王安石也曾因此抨击过欧阳修,但在写作这篇祭文时,王安石却能尽抛前嫌,重怀旧谊,不但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欧氏一生的人品操守、道德文章,而且也抒发了景仰缅思之情。与苏轼等人的祭文相比,王安石并没有强调师生私恩,而是从天下之义的高度上评价欧阳修。二是抓住一生大节,突现欧阳修的主要风貌。中国士大夫历来讲究“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作者也以此入手,并没有陷于枝节末事的是非辨白,在这点上,比起韩愈的祭柳宗元文,要轻灵洒脱。立言:就欧文,作者从“积于中”、“发于外”入笔,不但既形象又准确地概括出欧文的特色,也分析了其风格形成的原因,即“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学术之精微”,这样的内质外充于文章,才能“豪健俊伟,怪巧瑰奇”。立德:作者概括欧氏的四十年宦海生涯不畏压制排挤、坚持正义的高风亮节,并能一贯终始。立功:写其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仅此足以名世。这一段要言不烦,不为絮事聒耳,这就是王安石劲洁的文风。三是写作技巧精妙,堪称祭文中的典范。一则以衬托的笔法,用天下人之悲,烘托朝中与欧阳修交游之士更悲,进一步衬显自己的悲不自胜。二则以欲擒故纵之法增加文势的变化,全文围绕一“悲”字层层转折,展开议论抒情。文首言欧阳修虽死而可以无憾无悲,下面几段顺承无悲发展开去,论证确乎可以无悲。这些都是“纵”,目的是为了“擒”,极力写“无悲”,是为了更好地“抒悲”。末段文势忽起转折,言欧阳公本人尽可以无憾无悲以去,但天下人却为之涕泣嘘唏,何况作者从此失去了平生所敬仰的师长,因此格外悲痛了。这就是由纵到擒。想一想自古盛衰兴废之理,人生不免于此,似乎又不足以悲,然而又想到死者长逝,不可复见,临风怅惘,不由得悲从中来。从而纵擒交替,开阖张弛,变化无穷。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言,他的政治道德与人格人品也是非常出色的。正如王安石所颂扬的“智识高远”,在政治思想上,欧氏并不保守,勇于言弊,主张除弊布新,以致“人视之如仇”。在治政方法上,欧氏极力讲求,崇尚宽简,不为苛急,不为繁琐。这一点与包拯的严峻苛急不同,继包拯之后,欧阳修也出任过开封知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京师亦治。”他还反对矫情伪诈,讲求自然平实,当包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致使其罢职,又劾罢继任者宋祁而自代时,欧阳修上奏章予以批评,认为包拯应自避嫌疑,自爱令名,不应“逐其人而代其位”。对比之下,当其因论救范仲淹而被贬时,范仲淹在陕西任事,请其掌书记之职,欧氏却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欧阳修风节高亮,不愧于王安石“器质之深厚”的定语,也可以佐证其议论的公正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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