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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政治敌手的不同进击方式——古典诗文比较之八 《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比较

收录:2012-9-4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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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值得后人悉心研究。王安石的洞察时弊的政治敏锐性、革旧布新的勇气,以及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是应该肯定的,新法中也多有合理可行的内容,但是什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摈除王朝政治体制的局限等外部因素,其本人的缺点也不少,其弟王安礼在神宗询及外界对王安石的评介时说:“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耳。”这句话非常尖锐,既批评改革中用人不当,又批判了改革本身,即聚敛之患,难怪神宗听了很不高兴。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何在?不在于拯民于水火,而在于挽王朝于颓势。作为王安石,他必须首先迎合神宗的心意,才能获得有力的支持。年青的神宗一心所求的无非是财政丰足、国势强盛,而这些都离不开钱这个字。虽然王安石变法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教育等,图旨宏大,制定之初也曾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开辟合理的财路,但在施行中多有偏差,又不顾人民的意见,只考虑怎样满足皇帝的富国强兵之梦,一心旦夕成事,这就不仅丧失了改革的群众基础,而且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必然失败。

附:

与王介甫书司马光

光居尝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余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待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曏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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