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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政治敌手的不同进击方式——古典诗文比较之八 《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比较

收录:2012-9-4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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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司马光的第一封信,王安石颇不高兴,出于礼节,只回了一封短信,没有就司马光的意见作实质性答复。司马光心有不甘,又写了第二封信,进一步阐明青苗法的不当之处,其意仍在说教。王安石接信后,又回了封信,就司马光第一信作了较为具体的答复,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答司马谏议书》。

本文是篇书信体的驳论文章,其反驳的方法比较巧妙,也反映了王安石一贯的劲峭简洁的文风及坚执不屈的为人特性。其一,先确立一个对方无法否定的立论原则,即“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则天下之理得矣。”然后以此为根据,针对司马光的观点,作一一反驳。其二,作者以高度概括的语言,把对方的观点归纳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这短短的十五个字从五个方面,牢牢扣住对方的论点。其三,驳斥中不是一一列举事实,细加辨驳,以免纠缠,而是抓住内核,三言两语摆明自己的观点。在方法上采取先破后立,先反驳对方开列的四条罪状,使其结论“以致天下怨谤也”无从立论,然后再辨明“天下怨谤”的真正原因,在辨明之中摆明了自己的观点,说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其四,驳斥中虽针锋相对,坚决果断,但文中用语却相当谦恭,刚柔有节,显藏有度。如文首用语委婉,中间两段驳论则毫不退让,自信自是。最后则承前文气脉,刚柔相杂,有退有进,如“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这一句有两层意义,表面上退守,实际上在进攻,既然作者认为自己的政纲是正确可行的,那么反对者就是错的。为什么其认为正确的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呢?作者显然认为这是反对派的壬人邪说极力阻挠所导致的,因此这句话表面似在自责,实际上还是在责人。二,表明自己并非拒绝一切批评,但有前提,即对方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肯定变法改革,然后进行批评。“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这一句柔韧之极,更为厉害,实质上是在抨击反对派的因循苟且、无所事事,不以国家富强为已任,而同俗同流,自媚于世。表明若对方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则一切免谈,自己决不苟同。

从文学角度看,本文是一篇非常成功的作品,在文理上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联系历史事实来参看,本文在论据和论证上却非常偏颇。首先,作者不分青红皂白,将反对意见统统斥为邪说,把反对者视为壬人,而作为不必听纳的理由,如此说来,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不都成了所谓巧言令色的人。这说明了作者主观认识上的偏激错误,以及为人气度上褊狭刻薄。诸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建议也并非毫无采纳之处,作为一个执政者,应虚怀若谷,多方听取意见,然后参酌而行,这样才能把事办好。而王安石在各方面、各阶层人士都对改革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蛮横地推行改革,最终结果必然是失败。其次,所引典故证据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实所行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北宋中后期,积弊很深,改革是必须进行。但改革的成功与否,则系于改革的具体内容是否合理,改革前期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改革过程中的措施是否适度,改革用人是否称职,改革中能否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团结大多数人士,这些因素在王安石变法中都没有很好地做到。由于没有协调好各方面关系,以致上任伊始四方支持的大好局面,在一年后竟然转为反对的局面,面对这种变化,王安石不能立即进行反省自察,反而视不同意见为邪说,反对者为壬人。又引商王盘庚迁都之事作为辩护证据,而不细察其中的差异,因此,苏轼曾以晋武帝平定东吴因坚持己见而成功、符坚伐晋因独断专行而亡国、齐桓公重用管仲而称霸诸侯、燕王专信子之而败亡等史实,来说明“事同而功异”的道理。盘庚迁都历史证明是因明成功的,王安石变法虽应时而生,却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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