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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政治敌手的不同进击方式——古典诗文比较之八 《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比较

收录:2012-9-4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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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都是以国事为己任,《邵氏闻见录》载:“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同气相求,因此,在变法前,他们还是相互推重的,司马光对王安石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王氏被任命为参政后,一日在朝堂上,司马光与吕诲相遇,吕诲告知欲弹劾王安石,司马光惊愕地问:“王介甫素有学行,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论之?”但后来新法在推行中出现了的偏差,造成了不良后果,士大夫群起反对,而王安石执意不改,如司马光所言“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这时,司马光自觉应挺身而出,秉义相劝,于是引儒学经典,帮助王氏寻找思想意识上的原因,在于“尽弃其所学”,背离政道宗旨,“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并提醒在这种局面下,新法想取得理想的成效是不可能的。

改革一开始就陷于困顿之中,一些元老重臣或谏争,或抗命,如韩琦就拒绝推行青苗法,并上奏沥陈新法之弊。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开始动摇,表扬韩琦是真正的忠臣。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次日,王安石就称病在家,继而辞职。在此关键之机,神宗确实想就此罢休,并已“谕执政罢青苗法”,但他又心有不甘,想有所作为,于是又挽留王氏。代拟诏书的司马光非常不满王安石的任气与自蔽,在诏旨中以神宗的口气严厉指责王氏不应不负责任,而以辞职了事。王安石立即上章抗辩,神宗随即下手诏道歉,又令吕惠卿谕旨,王氏才复职视事。司马光认为这种以退为进的要挟手段与“方于事上”的态度不合为臣之道,方即方棱杵人,态度不圆转。当时,神宗对司马光也很赏识,曾打算任命其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请求罢停新法,神宗没有答应,司马光也坚决不履高职,不愿与变法派苟且虚与共事,这种政治品性与王安石是相近的。后来,变法益深,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请求闲职,在洛阳半仕半隐十五年,潜心编著《资治通鉴》。这里司马光申明作为一个大臣应具备的政治道德,公开要求撤销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言语恳切之至,无以复加,可谓言至义尽。

最后,司马光还是重申益友之义,苦口婆心,不过希望王安石听取他的建议,尽管自知可能性很小。针对王氏的性格弱点,作者再一次提醒其防范谄谀小人,这正是君子成人之善之处,事实后来证明作者所料不错。应该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这封信以及后来的两封信,都是出于公心公义,因此并不计较可能招致的不测之祸,在此,作者引国武子以自谑,表明了为公道民心而无所畏惧的坦荡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本文长达四千字,但言之有物,并不显得繁冗拖沓。行文层次鲜明:开始绪以朋友之义,继而提出问题,复之以剖析问题,指出王安石患在“用心太过”与“自信太厚”,并分别予以阐述,紧接着从理论高度申明圣人之义与为政之道,指出新法违离正道,实践上无可行性,再论及近事,指出王氏失德之处。行文快要结束时,经过前文充分的铺垫,正面点出作者的建议与要求,最后又照应开首的君子“和而不同”之义。因此,全文虽然很长,但凤首豹尾,浑然一体,并无涣乱失度之处。在措辞谋意上,本文也有独到之处。总体上看,全文迂徊往复,用意委婉,这样的好处在于能较好地表达诚挚恳切之情,有较强的劝谕说服效果,这也是针对王安石难于听谏的个性而采取的方式。全文虽有再三委屈申论之实,但并无低气哀求之嫌,委婉中有刚意,如论“自信太厚”时,尽言人“孰能无过”,并未直言王氏有过,但言之已在意中,其意在于抨击王氏不能自觉有过,故论之“自信太厚”。作者在文中持低调态势,但低调中激荡着正义正气,有抑而复扬之势,因此文章具有很强的内力,虽然大多数批评之语较为圆转,但批评之意非常严厉,所以王安石读后所感句句公理,无从一一具体作出反驳,因此没有立即作出答复。本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引经据典,不仅显示了作者丰厚的学识,而且大大增强了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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