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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政治敌手的不同进击方式——古典诗文比较之八 《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比较

收录:2012-9-4  作者:陈友冰  来源:国学网  点击: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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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即位,锐意革旧布新,冀图尽扫贫弱颓废,于是立即起用久享声誉的王安石。一开始,神宗对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清,存在“本朝有百年无事”的疑问,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分析开国以来的情势,指出“累世因循之弊”导致“农民坏于徭役”、“兵士杂于疲劳”,理财不得法导致“民不富”、“国不强”,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只是“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所以百年无事。王安石继而分析这种状况“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认为“天助之不可靠恃”。可见王安石所理解的“天助”实质就是偶然性,这些话隐示着一旦情形有变,王朝将生不测之患,据此,王安石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坚定了神宗的改革决心。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陆续推行新法,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次年复出复罢,自此,变法停顿并走向败废。应该说,王安石变法的本意和构思是有合理因素及积极意义的,是针对时弊而发的,但世事往往难致一途而同归,宋朝各地具体情况差别很大,同一政策不可能同时适用于任何地区。现在看来,王安石变法的失措之处在于:一、新法本身不够完善,不能适用于全国各地。二、没有处理好同其他政治集团的关系,不能团结大多数,而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三、推行新法过于急躁,舆论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得到人民的普遍理解和支持。四、任用非人,给改革带来许多恶劣的负面影响,也直接破坏了改革集团内部的团结一致。五、不能及时听取反馈意见和不同建议,而进行适当的调整,甚至因此打击排挤正直有识之士。其中青苗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改革队伍的严重不纯更是引起朝野的普遍不满。正因为如此,批评乃至反对新法的不仅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权贵和王安石所说的“壬人”,还包括曾经主张或支持过改革的韩琦、张方平、苏轼和拔识过王安石的恩师欧阳修。苏轼曾多次上书,指责王安石等人“求治太急,进人太锐,”,强调要择吏任人,认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欧阳修在晚年不顾“老病昏忘”之身,两次上书,指责“青苗法取利于民”以及造成谷贱伤农等种种之弊。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

《与王介甫书》是一篇出色的论谏类文章,开篇司马光即摆明自己的身份,是朋友,而非同僚,这样写的好处在于使对方有一种亲近感,利于说谏。那么君子益友之道又是什么?是“和而不同”,即君子“立身行道,辅世养民”的宏旨是一致的,但为人处世的具体态度以及看待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尽一致的,但君子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做人原则和政治立场。这为作者关于变法的不同见解作了理论说明,也为下文揭批小人作了论点准备。接下来盛赞王氏的才学人望,沥陈君主恩信,表面上是在颂扬,实际上隐隐含有切责之意,即执政一年来,为什么不能有孚众望,而致四方怨言纷腾?作者认为原因在于奸佞之士无人敢以此相告,王安石不能了解到实情,作为君子益友,因此不避谴怒,以实布闻。这几段委婉递进,但文脉极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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