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历史中的个人：库切的魅力与《耻》的主题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犹如文学界的“揭宝”，都是一桩热闹事。所以热闹，一是因为它举世关注、分量极重；二是事先秘而不宣，关注者是如猜谜，宣布谜底时少不了且看如何的热情；三是获奖者终于揭晓之后免不了的说三道四，远如一九三八年之赛珍珠(1892～1973)、一九五八年之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一九七。年之索尔仁尼琴(1918～ )，近如二○○○年之高行健(1940～ )、二○○二年之凯尔泰斯(1930～ )，但当二○○三年十月二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当年得主为南非小说家J·M·库切(1940～ )时，媒体传达的各界反应却几乎惊人的“一致”，而且，从评奖委员会得到的消息也是“十八位终身评委一致同意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库切”。作为小说家的库切一鹤冲天而成世界文坛之人中麟风，魅力大体可知。

库切的魅力何在呢?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文学领域被公认的最高奖项，作为“终身成就”与“近期杰作”兼顾的大奖，它既关注一位作家文学成就的“量”，更关注其“质”，同时也关切他的“多样性”——题材、手法、风格的丰富性。以之观库切，其“量”不能说小也不可说大：在自一九七四年开始创作之后的三十年中，他有包括小说、散文、文论、政论、回忆录等各种形式在内的著作十八种(其中小说九种)；但从“质”看，尤其就小说言，却几乎无一不是精心而为，也无一不成精品。一人突出的标志是，从他第一部小说《尘土地带》(Dusklands,1974)开始，陆续出版的小说《内陆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Counry,1977)、《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迈克尔·K的生平和时代》(Lifeand Times of Michael K,1983)、《铁器时代》(Age 0f Iron，1990)、《圣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1994)、 《耻》(Disgrace，1999)等屡屡获奖。众多的奖项既有南非国内最高的“CAN”奖，也有英国出版界的文学奖，还有爱尔兰新闻界的国际小说奖，更引人注目的则是他一九八三年、一九九九年两次获得被世界文坛看重的英国“布克小说奖”(Booker Prize for Fiction)，这在该奖项目一九六九年设立后已三十三年的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二○○三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赢得，是库切小说的“质”得到了最高的、最后的、结论式的世界性认同。再以“多样性”说，库切也堪称典型。他的题材，涉及殖民统治的罪恶、越战的灾难、种族分离与种族歧视、专制极权、伦理与道德的社会困境、社会犯罪、生存环境的艰危、新南非的混乱与困惑、难以从历史中逃脱的个人等等，这些题材可谓严肃、尖锐且重大；他的手法以及由之决定的风格也是多姿多色，在《等待野蛮人》(1980)中，他述写的是一个抽象时空中的寓言，其手法与风格象征、隐喻、暗示具有了卡夫卡式的现代主义性质；在《仇敌》(Foe，1986)中，库切改写了英国小说名著《鲁滨逊飘流记》，叙述者不再是主人公鲁滨逊，而是与他及“星期五”同在荒岛的一位女子。这一有互文性质的改写使《仇敌》染上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而在他最具影响力也颇多争议的近作《耻》(1999)中，库切似乎回到了“古老的”现实主义：现实的生活、现实的图景、现实的主题、现实的人物以及与之相应的诸多手段和风格上的客观与冷静。题材、手法、风格的“多样性”从又一层面证实了库切作为一位学者型的小说大师的功力与内力：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自觉地因不同需要而操起不同的兵器，以不同的套路自由进退腾挪，并最终如愿以偿地“克敌制胜”。数量不少、质量极高、手法风格多变，又有富有活力与广泛影响的近作，库切怎无魅力?而长篇小说《耻》则是身在“后现代”“后殖民”历史语境中的库切以现实主义的“宝刀”获胜的一个极具征服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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