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洗礼》
韦君宜洗礼
《当代》198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韦君宜，女，1917年生于北京。1934年入清华大学读书，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流亡到武汉，1938年被党派到宜昌做地下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1939年到延安从事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杂志。后曾在晋西北、陕甘宁边区等地当过教师、记者、编辑及党校干事，做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解放前夕回到《中国青年》筹备复刊，北平解放时，随中央进城，任《中国青年》总编辑兼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到作家协会负责编辑《文艺学习》，1958年下放河北怀来县任乡党委副书记，1959年在“二七”机车厂参加编写并出版厂史《北方的红星》。1960年调到作家出版社任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副社长。文革中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1973年回北京。“四人帮”粉碎后恢复原职，并当选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韦君宜不仅编辑出版了大量文学佳作、抉助一批文学新人走上文坛，她自己也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学生期间就曾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过小说，到延安后又分别于1941年和194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龙》和《三个朋友》。1955年出版杂文集《前进的脚迹》，其后不断写作散文杂论。1965年后曾一度辍笔，新时期勤于笔耕，出版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杂文集《老编辑手记》等，并有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篇小说《洗礼》获1980—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内容概要 大跃进的年月，惯于执行中央号召的省计委主任王辉凡将妻子刘丽文派到乡下去蹲点。刘丽文在基层发现大炼钢铁、粮食放卫星中存在种种弄虚作假和大量浪费现象，当她愤愤不平地向下来视察的丈夫讲述这一切时，身为经验交流团副团长的王辉凡对此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他信奉上级命令就是真理，并告诫刘丽文要看清大方向，刘丽文不禁大失所望。及至他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在反右运动中被整死，王辉凡仍然无动于衷，全然不似年轻搞学生运动时，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同学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都哭得呜呜的，刘丽文无法理解昔日自己敬仰崇拜的丈夫何以变得这般冷酷无情。此后在一系列问题上，两人思想分歧越来越大，感情也日渐疏远。正当刘丽文处在思想感情的苦闷与孤独中时，记者祁原出现在王家客厅，他向王辉凡汇报工作时流露出的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与刘丽文不谋而合，而他坚决要求报道农村严重的饥饿灾情、制止欺骗作风的正义和勇气则深深地打动了刘丽文的心。共同的感受和志趣使他们越走越近，终于这一天，刘丽文勇敢地宣告自己爱上了具有“鲁连蹈海义不帝秦”精神的普通记者祁原，她毅然抛弃了“首长夫人”的身分和地位，不顾重重阻拦和谩骂讥讽搬进了祁原的小屋，重建起一个痛苦与甜蜜拌和的幸福家庭。与此同时，痛苦中的王辉凡也与他并不爱的贾漪结婚。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每一寸土地都被卷入那场史无前例的狂潮，祁原由于不愿替造反派当笔杆公然造谣，在一次采访中忽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外地，痛定之后的刘丽文对混乱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更为理智的静观态度。这一天，与王辉凡所生的儿子小辉突然来报：爸爸被抓，继母贾漪不要他们了。刘丽文急忙来到王家，见贾漪急于划清界线，不仅小辉，连她自己所生的小明也不要了，刘丽文出于对王辉凡的同情及对“落井下石”者的鄙视，带着一股慷慨的豪气探视被隔离的王辉凡，为他送饭、洗衣，照看孩子、处理家务，王辉凡深为感动，在他的心底一直埋藏着对刘丽文未曾泯灭的爱情。1969年省直机关解散，刘丽文带着小辉也被下放到王辉凡所在的干校，亲眼目睹王辉凡挨批斗、受惨打的情景，刘丽文的心中觉得隐隐作痛，她虽对思想僵化、不辨是非的王辉凡不满，但亦相信他是个好人，罪不至此。富有正义感的刘丽文决定找机会向他表示关怀和安慰，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刘丽文坦然自若地将自己碗里的菜拨给王辉凡，亲自帮他拆洗被褥，患难中俩人逐渐接近。言语之中刘丽文惊讶地发现王辉凡已不再是昔日的“好好先生”、“驯服工具”，他在真心检查自己的过程中，发现以前遵照党的意志所办的事也成了右倾罪状，从而对现实开始了自己的怀疑和思考。离别十年后的接触，俩人都觉在人人相互猜疑、彼此揭发的干校环境中找到个可以谈心的朋友，多了一点心灵的慰藉。不久，与王辉凡签订离婚字据后又另攀上造反派头头陈射洪的贾漪，由于陈射洪作为“五·一六”分子被揪出来也被下放到干校。为了洗清自己，贾漪不惜贴出大字报诬陷揭发自己先后两个丈夫。刘丽文愤慨之余依然故我地与王辉凡保持来往，她在为王辉凡理发时发现他脸上、背上鞭打火烙的累累伤痕，才知道他就是那个熬刑挺住不招从而保全了十七位同志不受牵连的所谓“军统特务”，心中倾流出火一样的哀怜情感。而王辉凡却从中进行深刻的反省：“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过去我亦曾刑人——不是鞭打火烙，而是由于我一语，致人于流离伤残之苦”，因此他对毒打过他的人并不记恨，甚至省下钱来为打过他的小胡闯买鞋和手套，与他以前的冷漠寡情形成鲜明对比，刘丽文对他的巨大变化不禁刮目相看。不久，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株连面愈来愈广，对走资派们的看管倒越来越松了，和王辉凡一起被打倒的老苗等人都带着一种报复心理注视着以前的造反派们一个个作为“阶级敌人”被揪出来，王辉凡却不计个人恩怨决然上书，反对“五·一六”扩大化，赢得多数群众的感激和敬佩。刘丽文也为他荡涤干净的心灵所激动，王辉凡的同屋莫思裕、老郎等劝他们复合。正当他俩沉浸在失去又回来的爱情中时，闻悉王辉凡将回城消息的贾漪又以夫人身分出现，刘丽文不愿干扰别人家庭，暗将重建的爱情压在心底。贾漪在王辉凡那儿碰了钉子后，故作亲热地来找刘丽文，神秘地告诉她祁原并没有死。刘丽文闻讯堕入前所未有的自责中，决心一心一意等待祁原回来。后来真相大白，正是贾漪投靠的造反派逼死祁原以求伪证。王辉凡尽力安慰悲痛中的刘丽文，并为她冷静地分析贾漪此举的卑鄙目的。在王辉凡离开干校返城的前夕。刘丽文终于为其深情所动，答应与他复婚。送别之际，刘丽文提笔赠言：“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1979年，经历了一番洗礼的王辉凡荣任省委副书记，他以“临危莫爱身”自勉，在工作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胆略和魄力。贾漪此时摇身一变又成为省委第一把手老苗的夫人，深知前途并不平坦的刘丽文则随时准备着给丈夫以全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