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谁、我们向何方去？》1897年
高更
《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谁、我们向何方去？》1897年
根据画家的性格气质，把画家们从模拟观念带给他们的所有桎梏中解放出来，高更遵循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出现的绘画大转变的原则——一幅画愈来愈不是对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再现行事。他试图“让人看到”的并非客体，而是人本身的创造性活动。
“在这儿，距我的茅屋不远，是一派深沉的寂静，我梦想着强烈的和谐……像雕刻那么僵硬的兽的形象，在它们的姿势中我不知道有什么古代的、庄严的、宗教的因素……我的梦让人抓不住，它也没有任何寓意：马拉尔梅说过，音乐的诗歌，它不需要脚本！……我试着在毫不依靠文学性手段的情况下，用一种暗示性装饰来传达我的梦”。高更就是这样，通过1899年致批评家丰丹纳的一封信给这幅作品下了定义，这幅画是由一位走投无路、精疲力竭的人把它当作遗嘱画在麻袋布上的，他将在1901年给诗人夏尔·毛里斯写道：“我想过死，在这种绝望的境况下，我一口气画成了这幅画。我匆忙签上了姓名，然后吞下了大量砒霜。”在竭尽全力概括他的生活和工作时，始终希望重新发现素朴艺术、原始艺术的高更，把所有艺术的古风形态当成一种回忆再造了出来，这些形态包括早期希腊或爪哇波罗浮屠的檐壁、浮雕，中国或日本的绢画，古埃及的墓室壁画，中世纪罗马式或哥特式时期的“世界之镜”，还有同他更接近的19世纪末叶的埃皮纳勒地区的图片中显示的“生命不同阶段”的天真样式，或皮维·德·夏凡纳有意追求古风的象征主义绘画。
但是高更也十分清楚他作品的独创性：“在我与皮维·德·夏凡纳之间存在着整整一个世界……是的，皮维解释他的观念，而不是描绘它。他是希腊人，而我却是一个野蛮人，森林中一匹自由自在的狼。”
不是利用我们能当成字谜来猜测的那些文学的象征，相反是像韩波的语言（他的诗歌语言同高更的语言极为接近）那样，直接把我们引进他的痛苦和他的“感悟”中，高更通过怎样的造型对等物才能在他的梦幻的、神话的和神秘魔法的世界中向我们传达他的梦呢？
首先，这幅画不会属于我们的世界，它创造了自身独有的空间，它不是古典的、线性的、空气的透视法和几何学的空间。我们无法用古典绘画透视缩减线的让人放心的网来安排这幅画，它的色调的渐变也丝毫没有以习惯的方式把我们引向地平线。一系列屏幕，不是借助明度对比，而是借助色彩对比，暗示出了深度感和遥远感，它们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印象，一种不安本身的印象。与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传统相反，有时最远的地方反而有着最鲜艳夺目的色调；例如，在中央，那些强烈的宝石绿色的大理石般的条纹（人们不知道它们是否代表一处矮树丛、一片草地或一块孔雀石），被一条紫蓝色直线在天空与地平线相交处严格地分割开。在右边，大色块平涂的蓝天随心所欲地变成了一块咄咄逼人的黄色，它让人想到拜占庭镶嵌画金黄色背景。此外，这种金黄色像在圣像画中那样点缀强调了这幅画，它在一左一右两个地方均衡对称地出现着，并在中央被超自然光线照亮的男女人体上出现着。